165章

和平时期，要保持一只军队的战斗力，就只有不断地进行训练，对抗就是其中那个最为有效的手段。

华夏飞行员和美军飞行员的对抗训练，让双方飞行员的作战技能都得到了提升。有了这个结果，陆军航空兵就希望加入新的对抗项目，比如轰炸机与战斗机之间的对抗！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航空领域有一个有趣的发展特点，就是有时候，大型、多发动机的轰炸机、运输机会比单引擎的战斗机飞的更快，虽然是阶段性的特点，但是往往会给人们一种错觉，就是轰炸机、运输机不需要护航或者武装，就可以凭借速度直接对抗单引擎的战斗机。

这在所有后世人们的眼里，显然是一种悖论，但现在的人们不知道啊！

比如原时空历史上波音公司的B17空中堡垒飞行速度是462公里/小时，诞生于1935年；而布鲁斯特SB2A海盗双座侦查机的最大速度是441公里/小时，诞生于1941年，就明显比专业轰炸机B17慢了21公里/小时。

这固然有轰炸机体型设计更大，可以安装体积更大、功率更高的发动机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发动机以及造价等方面的影响，战斗机、小型侦察机属于小型的更需要数量的机种，所以需要压缩造价，进行大批量的生产，而轰炸机的造价更高，数量上也比战斗机等机型要少，所以很多战斗机在和平时期就只能用更便宜的发动机来对付。

当战争爆发，所有跟不上战争形势的战斗机都被淘汰，虽然各种改进都在不断地进行，但机型也会被逐渐地统一，像美国在二战期间使用的主要的机型也就变成有限的三四种。时至今日，美国空军也在极力地压缩战机的种类，比如现在的F22与F35搭配的方式，而在这之前，美国的战机也不过就是A10、F14、F15、F16、F18这几种主力机型，与二战相比已经减少了很多。

尽管如此，一战时期，轰炸机由于其个体与战斗机差不了多少，机动性能也相差无几，所以在扔掉炸弹后，还是能和战斗机进行空中格斗的，所以这一点就让日军的飞机发展走进了邪路。日军在发展轰炸机的时候，就曾提出轰炸机要能在扔掉炸弹后能与战斗机肉搏的能力。

而且由于日本资源上的匮乏，以及日军特有的武士道精神，所以，往往要求一款飞机要更轻巧、更快。但对于结构的坚固和飞行员本身的保护嗤之以鼻，因此，很多飞机都没有使用如自封闭油箱，飞行座舱装甲的安全举措，这一类思想统治下的日本空军的结局，就是在马里亚纳战役中，被美军猎“火鸡”了。

然而这些都是后话。现在美国陆军航空队要进行的对抗演练也不是怎样用战斗机击落轰炸机，而是轰炸机如何安全地突破战斗机的拦阻，同时还要完成轰炸任务。

当轰炸机和战斗机的速度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这需要技巧和战术，但是当未来的战斗机速度远远超过轰炸机的时候，需要的就是轰炸机飞行员的勇气了。

且不说陆军航空队如何开展对抗训练，但仅仅是前一段时间美国教官们和华夏学员们的对抗演练，就足以让美国军方重视华夏人的潜力了。

以美国的人口潜力和华夏的人口潜力相比，华夏的人口潜力明显就在美国之上，而美国在技术兵种上还值得骄傲，也不过就是因为美国人可以受到更普遍的教育，而华夏人还是普遍的文盲。这个结论经过情报委员会分析之后，出炉的一瞬间，就引起了参联会高层的震动。在参考这几年从菲律宾发回的华人陆军方面的训练结论，美国军方发现，如果不是在技术装备领域，美国远远超过了华夏，如果在相同的条件下，美军不是华夏人的对手！

这样的结论，让十年前亨利的论断立刻就披上了一层金光！“能看透未来的慧眼”就成了亨利新的外号。很多原本不赞同亨利扶植一个亲美政府的华夏的美国将军们，也开始改变了态度，没错，有一个亲美的华夏和反美的华夏，对于美国来说是很重要的，这样不同的选择，就代表了未来的太平洋地区是否可以风平浪静！

不过虽然统一了对华夏的态度，但是具体如何去做，不仅是美国军方还是相关联的美国政界，一时间都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不过，对于现在正在武力统一华夏的民党军队和政府，美国政府倒是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毕竟美国政府已经提供很多隐蔽的援助，就看常凯申是不是提不起来的豆腐渣了。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美国在一战前，就通过交易，从德国手里赚取了青岛，但是日本并没有减少对与青岛的惦记，既然没有拿到青岛，于是日本就在济南增派了军队，并实现了对威海原北洋舰队母港的实际控制，烟台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济南作为山东首府，以及北上的重要中枢，是北伐军的必经之地，日军在济南的存在，就是对民党应对的一个考验。日本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对华策略就是分化、瓦解反对日本的军阀集团，拉拢愿意靠近的日本的军阀，为此他们可以出钱出枪，甚至还可以出兵！

比如为了稳定东北的局势，不让反日、仇日的郭松龄上台，他们就可以直接出兵，打乱郭松龄对张雨亭的作战部署，甚至直接派飞机轰炸郭松龄部的弹药库等重要军事目标。现在北伐军经过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大战，已经击溃吴子玉的直军，瓦解了孙馨远的直军，兵锋直指合肥，淮北亦无险可守，山东的北洋军只有张宗昌还有一战之力，但是很明显，张宗昌部的战斗力在强，日本军方估计也是无法抵抗士气正旺的北伐军的。

对于一直以来亲英美的民党政府，日本还是寄予希望的，从一战的角度来说，日本也是英美政府的盟友，但是在华夏问题上，还是各有各的利益的，而且这种利益也并不一致。

所以日本政府决定向济南增兵，一方面要试探民党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军事行动警告北伐军日本军队战斗力的强大，使得日本在华利益得到保证，特别是东北和蒙古，因为那里就是《田中奏折》中总结的日本的经济命脉，日后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出发点。

原时空历史上，民党政府和常凯申都没有对抗日本的想法，主要还是自信心不够。民国和前清的时候，因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缘故，很多心存强国梦想的年轻人都选择了去日本学习，因为前清自己向欧洲学习没有获得成功，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取得了强国和强军的成功，于是日本就成了华夏那个时代的榜样。学习日本的成功经验，似乎就成了华夏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所以，日本的强大就成了华夏人心目中隐形的存在——不可战胜的感觉始终徘徊在华夏军人的心中。

于是在面对日本的挑衅的时候，民国政府在内，首先都会选择外交交涉，向其他列强请求调停，以及对日本的妥协。

这种情况从甲午战争开始，一直到抗战的全面爆发，以中央政府的高度才开始决绝做进一步的后退，但在此期间，依旧还存有和平退让的心念，而在抗战的僵持阶段，大批的民党杂牌军妥协投降，摇身一变成为日军的傀儡部队——各种名义的伪军，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

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日本在对华招降的时候，改变其狂妄的条件，没准常凯申还是愿意继续和日本政府通过谈判来解决华日之间的问题——虽然可能是日本政府的诡计，但淞沪会战的时候，日本政府的诡计就实施成功了嘛。

不过，在现在这个时代不知道常凯申是不是会改弦易辙，对日本的挑衅予以激烈的还击，为民党政府争取一个强有力的外形，亨利不知道，也不必知道。因为不管常凯申会不会对日本的挑衅进行还击，日本未来都是会进一步分裂华夏的版图，蚕食或者鲸吞，这是日本既定的国策，不是常凯申的北伐军能够阻止的，至少不是现在依旧孱弱的华夏能够阻止的。

真正让常凯申有底气反击日本的侵略的，还是他在泽克特的建议下完成所有德械师整编之后的时候。不过，日本人根本就不会给华夏这个时间，因为日本自己有自己的时间表，从1928年济南的试探，到1931年的“9.18”，1933年的长城抗战，1935年的冀东自治政府，然后就是全面侵华的开始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基本上以两年或者一年半的时间为一个阶段，步伐越来越快。

而民党政府呢，从1933年长城抗战开始，就发现了常凯申的嫡系中央军也无法对抗日军，这才有了向德国寻求帮助。在此之前，德国掌握政权的是魏玛政府，由于魏玛政府的软弱，并没有给华夏提供更为系统的帮助，知道1933年小胡子政府上台，在选择东方盟友的时候，还在权衡华日的分量。

对于小胡子的政府来说，日本自身已经具备了完善的军事工业和指挥、后勤等系统，对德国并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华夏有啊！华夏不仅有德国急需的钨、锑等珍贵的金属资源，还有桐油和猪鬃，而华夏也没有建立良好的军事指挥、装备、生产、后勤体系，简直就是一块处女地，是德国人实践各种新的军事思想的最好的试验场。

所以，来到华夏的德国前国防军总司令泽克特将军就为常凯申提供了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提出先建立一支小型精悍的教导师/标准师，然后在根据国家财政收入的水平，进行扩编，最终达到六十个师的数量。

而当时常凯申接到泽克特的建议书之后，也是欣喜若狂，这是一个完全具备可行性的方案，比当年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要更符合民国当时的环境。

最先进行改变的是9个师级编制，包括民党第3、6、9、14、36、87、88和教导总队以及税警总团。在进行下一步整编的时候，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没有给民党政府留下进一步强大的机会和时间。

与原时空不同，现在的北伐军在开始北伐的时候，已经有六个军级单位完成了轻量化的美国陆军师的编制，不过在北伐过程中，被那些膨胀的将领们破坏了，但是底子依旧还在。

就像现在，转过年来的1927年春天，北伐军前进到了安徽和河南境内，就停止了继续进攻的行动，开始了新的整编和修整。没有别的，自从常凯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掌管北伐军将控制区域扩展到了长江一线之后，其他几个军的司令长官们又开始蠢蠢欲动，其中野心狂涨的唐孟潇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从被吴子玉的直军和湘军赵恒锡联手赶到湘南，向广州求援，到得到第四军和第七军的增援，开始反攻，然后攻克长沙，迂回拿下汉阳和汉口，收编扩充了大批的军队之后，唐孟潇的兵力总数已经位居北伐军最初8个军里兵力最多的一个！所谓兵是将的胆，有了那么多的兵力，就让唐孟潇有了问鼎北伐军最高指挥位置的野心！

此时正值红党和民党的矛盾集中爆发了出来，民党开始使用武力解决红党的问题，民红分裂也给了唐孟潇机会，让唐孟潇可以利用汪精卫与常凯申的权力斗争，迫使常凯申宣布下野！这也是常凯申第一次下野。

而这期间常凯申与汪精卫之间的权力斗争经历了宁汉分裂和宁汉合流两个阶段，而分裂是因为汪精卫回到武汉后，依旧支持红党，而位于的金陵的部分民党中央委员则选举了新的国民政府主席，拒绝接受坚持红党参与政权的武汉政府的领导。

而合流呢，则是因为受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决定在华夏建立工农红军，彻底控制武汉政府，再加上湖南农运的过火问题，最终与武汉的民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导致原本还能维持表面革命的武汉政府集体右转，开始了对红党的清算。而这一清算的进行，可就给了宁汉合流的基础。

宁汉合流之后，表面上在此团结一起的民党政府，就再度开启了北伐战争的第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