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管仲
管仲（前723年～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中国古代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周穆王的后代。
齐僖公三十三年（前698年），开始辅佐公子纠。齐桓公元年（前685年），得到鲍叔牙推荐，担任国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对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被尊称为“仲父”。
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年）病逝。后人尊称为“管子”，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保护者”、“华夏第一相“。
关于管仲，梁启超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春秋时代很难找一位政治家可以代表全部政治的，管仲似乎可以。”
虽说管仲只是春秋诸侯中一个国家的宰相，他虽然不像孔子、孟子、墨子等思想家那样，创造出以求进身、邀功名的思想体系，但他却是春秋时期最成功的社会管理实践者，他所创立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不仅在理论上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而且通过实践取得了相当成功的经验，将中国的社会经济管理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据历史记载，管仲在齐国积极有效地开发资源，开铁矿，研制农具以提高耕作技术，还确立了一套土地利用管理的方法。不仅在陆地资源的利用上卓有建树，还大规模利用海洋资源，用海水煮盐，鼓励老百姓下海捕鱼。在管仲的管理下，他的国家越来越强盛。
在春秋战国时期，能同时兼具这几个称号的大概只有管仲一人。在管仲的著作中，许多地方都论述到了土地利用问题，虽然2600多年前的他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条件限制，所提出的土地利用思想及涉及的层次不如今天的人接触到的丰富。但是，在浩浩茫茫的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管子的论述像一道永不消失的阳光，一直无人能与之对照。
甚至，我们今天的一些领导干部也不如两千多年前的管子那样站得高看得远。管子曾经从各个方面论述土地利用的重要性他有一篇文章题目是《立政》，里面这样讲：
君主必须慎重行事……不重视农业生产、不能充分合理利用土地的生产能力却轻言征收赋税的人，不能任命为地方官，这关系到国家安危的根本。
这就像我们今天刚刚推行的国土资源管理干部考核制。管仲被后世尊称为管子，他是我国古代非常有名的思想家，但是他的思想不像其他思想家那样，充满强烈的主观理想色彩，而是靠管理国家这项工作的实践积累、丰富和完善的，所以，他还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
经过近30年的苦心经营，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周王室乃至众诸侯公认的霸主。管仲虽然为齐桓公创立霸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他仍然谦虚谨慎。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逝。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齐庄公五十六年（约前723年），管仲出生，管仲的祖先是周穆王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导致管仲生活很贫困。为了谋生，联合好友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失败。管仲做过当时认为是微贱的商人。游历许多地方，接触各式各样的人，见过许多世面，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当兵的时候，临阵脱逃。几次想当官，但都没有成功。
齐僖公三十三年（前698年），齐僖公驾崩，留下三个儿子，太子诸儿、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齐僖公死后，太子诸儿即位，是为齐襄公。当时，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不久，齐襄公与其妹鲁桓公的夫人文姜秘谋私通，醉杀了鲁桓公。对此，管仲预感到齐国将会发生大乱。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君的女儿，因此管仲和召忽就保护公子纠逃到鲁国去躲避。
齐襄公十二年（前686年），齐国内乱，两个逃亡在外的公子，一见时机成熟，都想急忙设法回国，以便夺取国君的宝座。鲁庄公知道齐国无君后，万分焦急，立即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后来发现公子小白已经先出发回国。管仲于是决定自请先行，亲率30乘兵车到莒国通往齐国的路上去截击公子小白。人马过即墨30余里，正遇见公子小白的大队车马。管仲等公子小白车马走近，就操起箭来对准射去，一箭射中，公子小白应声倒下。管仲以为公子小白已经被自己射死，就率领人马回去。其实公子小白没有死，管仲一箭射中他的铜制衣带勾上，公子小白急中生智咬破舌尖装死倒下。经此一惊，公子小白与鲍叔牙更加警惕，飞速向齐国挺进。当他们来到临淄时，由鲍叔牙先进城里劝说，齐国正卿高氏和国氏都同意护立公子小白为国君，于是公子小白就进城，顺利地登上君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
齐桓年（前685年），齐桓公即位后，急需找到有才干的人来辅佐，因此就准备请鲍叔牙出来任齐相。但鲍叔牙称自己才能不如管仲，若要使齐国称霸，必要用管仲为相。
管仲与公子纠一伙认为公子小白已死，再没有人与他争夺君位，也就不急于赶路。六天后才到齐国。一到齐国，没想到齐国已有国君，新君正是公子小白。鲁庄公得知齐国已有新君后气急败坏，当即派兵进攻齐国，企图武装干涉来夺取君位。双方在乾时会战，管仲建议当趁小白人心未定速攻，但鲁庄公却说：“如果一切如你所料，小白早就被射死了。”不听管仲的话，结果遭遇伏击，鲁军大败，公子纠和管仲随鲁庄公败归鲁国。齐军乘胜追击，进入鲁国境内。
齐桓公为绝后患，遣书给鲁庄公，叫鲁国杀公子纠，交出管仲和召忽。否则齐军将全面进攻鲁国。鲁庄公得知后与大夫施伯商量，施伯认为齐国要管仲不是为了报仇雪恨，而是为了任用他为政。因为管仲的才干世间少有，他为政的国家必然会富强称霸。假如管仲被齐国任用，将为鲁国的大患。因此施伯主张杀死管仲，将尸首还给齐国。但鲍叔牙用计称齐桓公恨管仲入骨，一定要生杀管仲。且鲁庄公新败，闻齐国大兵压境，早吓得心颤胆寒，没有听施伯的主张。在齐国压力下，杀死公子纠，并将管仲和召忽擒住，准备将二人送还齐桓公发落，以期退兵。
管仲清楚这是鲍叔牙的计谋，于是让押运工人快马加鞭赶去齐国，最后平安到了齐国，经鲍叔牙的建议，齐桓公同意选择吉祥日子，以非常隆重的礼节，亲自去迎接管仲，以此来表示对管仲的重视和信任。同时也让天下人都知道齐桓公的贤达大度。齐桓公迎接管仲后，一连聊了三天三夜，句句投机，斋戒三日，拜了管仲为相，并称管仲为“仲父”。
齐桓公二年（前684年），桓公又对管仲说：“我想加强军备。”管仲又说：“不行。”桓公不听，果然修治军备。一次，宋夫人惹怒了齐桓公，桓公怒对管仲说：“我想伐宋。”管仲说：“不可以，我认为内政不修，对外用兵不会成功。”桓公不听，果然起兵伐宋。各诸侯兴兵救宋，把齐军打得大败。
齐桓公三年（前683年），管仲建议出兵问罪不遵礼法的谭国。谭国本来很小，力量十分微弱，结果很快就被齐国消灭。齐国没费力气消灭了谭国，扩大了国土。
齐桓公五年（前681年），在管仲的建议下，齐国与宋、陈、蔡、郑等国在齐的北杏（今山东聊城东）会盟，商讨安定宋国之计。遂国（今山东肥城南）也被邀请，但没有参加。管仲为了提高齐国的威望，就出兵把遂国消灭。鲁国本来比较强大，但因接连被齐国打败，又看到诸侯国都服从齐国，不服从齐国的遂、谭两国又被消灭，所以也屈服了齐国。不久，齐国与鲁国和好，在柯（今山东东阿西南）会盟。就在这次会盟中，发生了著名的曹沫劫盟事件。曹沫迫使齐国归还之前鲁国所有失地，齐桓公事后想反悔，但是管仲用大国不该失信让齐桓公归还了失地。
齐桓公六年（前680年），鲁、宋、陈、蔡、卫都先后屈服齐国，谭、遂两国早已消灭，只有郑国还在内乱。管仲因此建议齐桓公出面调解郑国内乱，以此来提高齐国的地位，加速实现做霸主的目的。郑国自厉公回国杀了子仪，又杀了恩人傅瑕，逼死大夫原繁，登位称君后，为巩固君位，就要联合齐国。管仲抓住这一时机，建议齐桓公联合宋、卫、郑三国，又邀请周王室参加，于鄄（今山东鄄城）会盟。
齐桓公七年（前679年），管仲又让齐桓公以自己名义召集宋、陈、卫、郑又在鄄会盟。从此齐桓公成为公认的霸主。
齐桓公二十四年（前662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认为南面楚国祸害更大，不愿出兵。但管仲认为，当时为患一方的，南有楚国，北有山戎，西有狄，都是中原诸国的祸患。国君要想征伐楚国，必须先进攻山戎，北方安定，才能专心去征伐南方。如今燕国被犯，又求救于我国，举兵率先伐夷，必能得到各国的拥戴。齐桓公深以为然，遂举兵救燕。管仲随军讨伐山戎救援燕国，一直打到孤竹才回师。
齐桓公二十六年（前660年），当时西北方的狄人也起兵进攻中原，先攻邢国（今河北邢台）。作为霸主的齐桓公，当然不能置之不理。管仲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他向齐桓公说：“戎狄性情十分残暴，贪得无厌。诸夏各国都是亲戚，彼此关心，一国有难，大家都应相助，不能袖手不理。满足现状的安乐是很危险的，出兵救邢才是上策。”齐桓公很欣赏管仲的想法，就派兵救邢国，邢国很快得救。不久狄人又出兵攻卫国，卫懿公被杀，卫国灭亡。狄人又追赶卫国百姓到黄河沿岸。宋国出兵救出卫国百姓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两邑的居民一共五千人。就在曹邑（今河南滑县）立卫戴公为国君。刚刚恢复的卫国，处境十分困难。齐桓公、管仲派了公子无亏带着五百乘车马和三千名甲士来武装卫国，戎守曹邑。又给卫君带来乘马祭服，还给卫君夫人带来乘车和锦帛。此外还有牛羊猪狗鸡等三百余只。又帮助修建宫殿。邢国还未恢复，狄人又来第二次洗劫。
齐桓公二十七年（前659年），狄人攻邢，形势十分严重。齐桓公和管仲立即联合宋、曹救邢。当齐、宋、曹军队到达时，邢国百姓如见亲人，纷纷投奔，狄人被打退。邢国又被狄人洗劫一空。于是齐桓公和管仲同宋、曹两国，帮助邢国把都城迁到夷仪（今聊城西南），这里靠近齐国，较为安全。使破乱的邢国得到安定。邢、卫两国都遭狄人洗劫，在齐桓公、管仲的主持下，得以复国。当时人们都赞赏地说：邢国人迁进新都城，好像回到了老家；恢复后的卫国，人们心情高兴，也忘记了亡国的悲痛。
齐桓公二十九年（前657年），楚国又出兵郑国。齐桓公与管仲约诸侯共同救郑抗楚。由于楚国不断攻郑，齐桓公和管仲约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组成联军南下，首先一举消灭蔡国，直指楚国。楚国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派使臣屈完出来谈判。
屈完见到齐桓公就问：“你们住在北海，我们住在南海，相隔千里，任何事情都不相干涉。这次你们到我们这里来，不知是为了什么？”
管仲在齐桓公身旁，听了之后就替齐桓公答道：“从前召康公奉了周王的命令，曾对我们的祖先太公说过，五等侯九级伯，如不守法你们都可以去征讨。东到海，西到河，南到穆陵，北到无隶，都在你们征讨范围内。你们不向周王进贡用于祭祀的滤酒的包茅，公然违反王礼。还有昭王南征，至今未回，这事也不是与你们无关。我们兴师来到这里，正是为了问罪你们。”
屈完回答说：“多年没有进贡包茅，确实是我们的过错。至于昭王南征未回是发生在汉水，你们只好去汉水边打听好了。”
齐桓公见楚使屈完的态度不软不硬，就命令大军在陉（今河南郾城南）驻扎下来。南北两军相峙，从春季到夏季，已经半年。楚国又派屈完和齐桓公、管仲谈判。齐桓公、管仲早就无意打仗，只是想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来显示霸主的威风，吓唬楚国罢了。所以他们很快就同意与屈完谈判，并达成协议，将军队撤到召陵（今河南偃县）。
齐桓公为了炫耀兵力，就请屈完来到军中与他同车观看军队。齐桓公指着军队对屈完说：“指挥这样的军队去打仗，什么样的敌人能抵抗得了？指挥这样的军队去夹攻城寨，有什么样的城寨攻克不下呢？”
屈完很沉静地回答；“国君，你若用德义来安抚天下诸侯，谁敢不服从呢？如果只凭武力，那么我们楚国可以把方城山当城，把汉水当池，城这么高，池这么深，你的兵再多，恐怕也无济于事。”回答得委婉有力。
为形势所迫，齐桓公同意与楚国结盟。这样南北军事对峙就体面的结束了。
齐桓公三十五年（前651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后，命宰孔赐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以表彰其功。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大会于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举行受赐典礼。受赐典礼上，宰孔请周襄王之命，因齐桓公年老德高，不必下拜受赐。齐桓公想听从王命，管仲从旁进言道：“周王虽然谦让，臣子却不可不敬。”齐桓公于是答道：“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敢贪王命，而废臣职吗？”说罢，只见齐桓公疾走下阶，再拜稽首，然后登堂受胙。众诸侯见此，皆叹服齐君之有礼。齐桓公又重申盟好，订立了新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葵丘之盟”。
齐桓公三十九年（前647年），周襄王的弟弟叔带勾结戎人进攻京城，王室内乱，十分危机。齐桓公派管仲帮助襄王平息内乱。管仲完成得很好，获得周王赞赏。周襄王为了表示尊重霸主的臣下，准备用上卿礼仪设宴为管仲庆功，但管仲没有接受。最后他接受了下卿礼仪的待遇。
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年），管仲临死前齐桓公问谁可以替代相位，管仲推荐了公孙隰朋，并要求齐桓公远离开方、竖刁、易牙三人，管仲死后，继任的公孙隰朋、鲍叔牙两位相国继续沿用管仲所留下的政治制度。管仲的后代被任命为大夫，世世代代享受福荫。
管仲，年轻时的表现就实在不怎么样。据说，他以前是“城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这个评价实在过于刻薄。说管仲少时没有嘉言懿行倒也罢了，将管仲说成一个偷鸡摸狗之徒，不得不让人揣度这位后来成为贤相的人当初是怎样的德行。
管仲后来解释说：“我年轻时很穷，曾和鲍叔牙合伙做买卖，分钱的时候，我分给自己多，分给鲍叔牙少，鲍叔牙不认为我贪婪，他知道我家里穷，需要钱用；我曾经替鲍叔牙出主意，结果鲍叔牙因此亏了大本钱，鲍叔牙不认为这是我愚蠢，他知道那是因为大环境不利；我曾几次出来做官，结果不长时间便被罢免回家，鲍叔牙不认为这是我无能，他知道我生不逢时；我曾从军入伍，每遇战斗失利，我便掉头逃跑，鲍叔牙不认为这是我胆小，他知道我家有老母需要我供养。他了解我不拘小节是耻于功名不显于天下啊。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看了管仲的解释，不由不令人敬佩鲍叔牙。管仲交了鲍叔牙这么个朋友，真是他的大幸，若换了别人，管仲的每一条解释都站不住脚。就拿合伙做生意分红不均来说，这是合伙人的大忌，但鲍叔牙就容忍了。管仲后来还说：“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意思是说世间万物对于人来说是公平的，聪明人财物有余，而愚笨之人贫困不足。这话是管仲发达之后说的，他贫困之时大概是说不出来的管仲做小偷没成功，经商亏了本，打仗当了逃兵，做官屡次被罢免……可谓命运多舛，这一点倒与姜太公差不多。姜太公年轻时卖过肉经过商，也从过政，一直到了80岁仍未建尺寸之功。管仲年轻时所经历的那些苦难和挫折，则成为了他人生的一笔财富。可能当时谁也不会料到，那个怕死贪财的偷鸡摸狗之徒，后来会成为东方泱泱大国的宰相，会拥有长达40年的辉煌。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管、鲍二人经过种种坎坷，后来又步入了仕途。齐僖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名诸儿（也就是后来的齐襄公），次子名纠，幼子名小白。僖公令鲍叔牙做公子小白的师傅，令管仲和召忽做公子纠的师傅。后来小白做了齐国的国君，即齐桓公。他欲拜鲍叔牙为宰相。
鲍叔牙此时显示出他功成不居、忠心为国的高风亮节力荐管仲为相。当初齐桓公与哥哥公子纠争位，管仲为了让公子纠即位，曾行刺过齐桓公，向桓公射了一暗箭，正中桓公的衣带钩。桓公对管仲朝他放暗箭一事耿耿于怀，鲍叔牙劝解道：“那是他忠君的表现。若能重用他，他也会像对公子纠那样对您的。”
齐桓公从善如流。公子纠争位失败后与管仲逃到了鲁国，所以桓公便派使者到鲁国，要求鲁庄公杀掉公子纠，将管仲、召忽引渡回齐国。齐强鲁弱，鲁庄公不敢得罪齐国，只好从命。
按当时人们提倡的“士节”，作为臣子，是应当为主子尽忠的。召忽到齐国后便自杀了，而管仲不仅没自杀，反而成了齐国的宰相。管仲没为公子纠“尽忠”自有他的理由（《管子》一书中有如下解释，）：“我不会为公子纠一个人而死。我可以为三件事去死，一是国家破，二是宗庙灭，三是祭祀绝。如果不是因为国家灭亡了，我不会白白去死，我死了对国家不利，活着才有利于国家。”
非管仲不能发此言。国家非一人之国家，一个人，哪怕贵为君王，也不能代表国家。此君王死了，换一个君王，国家仍在，山河仍在，人民仍在。管仲怎么会为某一个人的存亡而放弃宝贵的生命呢？管仲可以为之而死的三件事，即说齐国被他国所破，人民成为亡国奴。除此之外，国君更替是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因为自己辅佐的人死了而去尽愚忠。诚然，在今天道理也是一样，作为公职人员应当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组织，而不是忠于某个小团体或者某个人。
管仲此言此行，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一般人都认为，作为臣子，不能为君而死，非“仁人”所为。若干年后，孔子的学生们还为此事所困惑。子贡、子路都曾就此事问过孔子，能言善辩的孔老夫子没正面回答这一问题，而是迂回地肯定了管仲，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人民到现在还沾他的光。如果没有管仲，我们现在都披散着头发、穿着胡人的奇装异服做亡国奴了。不夸张得说，管仲是华夏文明的捍卫者，功在当世，彪炳千秋。
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后，经常向管仲请教治国安邦称霸图王的大计。
一日，桓公问：“寡人有打猎的爱好，对齐国的霸业有妨害吗？”
管仲回答说：“无妨。”
桓公再问：“寡人有好饮酒的毛病，对齐国的霸业有妨害吗？”
管仲回答说：“无妨。”
桓公又问：“寡人有好色的毛病，对齐国的霸业有妨害吗？”
管仲仍回答说：“无妨。”
桓公大概以为管仲会说一些明君应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励精图治、执政为民，要过好享乐关、美色关之类的冠冕堂皇之论，谁知管仲却说好田好酒好色都无妨，颇感意外，以为管仲在说反话，便生气地问：“这三种事都可以做，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吗？”
管仲说：“作为人君，做事不能优柔寡断，见事不能不敏锐。”
管仲认为国君好享乐并不算是大毛病，倒又是一惊世骇俗之语。
在管仲看来，好逸恶劳、趋利避害乃人之常情。对于源于人性中的东西是不能强行遏制的。
根据《史记》记载，管仲平时生活是很奢华的，可能他也好田好酒好色，也好享乐。而齐国人民却不认为他生活奢侈。这说明管仲为强国富民作出了重大贡献，其生活好一些，大家都觉得应该，并不认为他生活好一些就是腐化堕落。多说一句，但是作为共产党人，我们应当讲拼搏、讲奉献、讲担当，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脉联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己任，为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管仲为政，也是很有人情味的。譬如他说：推行政令，最重要的就是是否合乎民心，如果背离了民心，就算再好的政策，也是不能实行的。靠着这个基本国策，管仲执政40年，地位稳如泰山，不仅得到了齐桓公的信赖，也得到了各级官员和广大人民的支持。管仲的为民思想与今天讲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谋而合。
生于天子式微、群雄割据的时代，面对“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混乱局面，管仲确立了辅佐齐桓公富国强兵、匡正天下的理想，这就是管仲孜孜以求的“王道霸业”。
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首霸。而所有这一切，是以国力雄厚为基础的。管仲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招商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政治家，其远见卓识令人叹为观止！当时的中国，群雄割据，管仲在齐国率先施行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结果是“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在回答齐桓公询问治国之策时，管仲说：“请求齐桓公下令为各诸侯国的商人们建筑住所。对于带着一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还免费供给食物；对于带着三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食物，还免费提供马的饲料；对于带着五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另外还有提供仆人为之服务的优惠条件。”为什么要根据商人带到齐国的马车数量来确定优惠条件呢？这大概是因为，当时还没产生纸币，人们进行商品交易一般用金银财宝，车辆越多，说明这个商人带的财富就越多，因此条件就越优惠。不仅要让商人们纷至沓来，还要让他们在齐国安居乐业。管仲又推出优惠措施，减少各种税费的征收，只征收商人们营业额的2％，这几乎是免税的。别的诸侯国的富商们都跑到齐国去，自然将大量财富带到了齐国。这种不通过战争手段就能轻而易举夺取敌国财富的做法，可谓一大创举。
管仲有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方面富足了，人们才能达到精神上的富足。用现在的话说，即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温饱问题没得到解决，是谈不到精神文明建设的。连管仲这样的伟大人物，贫困之时都不得不去做小偷，那时他知什么礼节和荣辱啊！
继续说道，各地的商人如流水般来到齐国，有许多人来齐国经商时并未带家眷。他们也是人，也有各种欲望。尤其是有钱之人，娱乐的欲望就更大。于是，齐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七百家“闾”。《国策·东周策》云：“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女闾”就是妓院。“女闾”的确是官办的，而且官府还指望征其税收富国强兵呢！当时的政府首相正是管仲。
之后两千余年间，管仲此举一直未得到人们的谅解。然而用孔子评论管仲的思路来看，管仲此举似乎也无可厚非。毕竟，通过优化招商引资环境，“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齐国一举达到了富国强兵、称霸于世的目的。到了战国时期，齐国经济已经衰退，但苏秦到齐国的都城临淄时，还看到“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的繁华景象。
管仲认为，齐国要成为当时的国际警察，其他国家有了什么事情，齐国就应该插手介入。按一般人的逻辑，齐国办好自己国内的事情就行了，人家再乱，再暴，也是人家自己的事情，齐国凭什么要去干涉别国的内政呢？
然而这种犬儒理论在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面前一文不值。据说由姜太公所作的《六韬》就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天下”之一员，暴君们关起门来为非作歹是行不通的。有正义感的国家和人民，有权利、有义务对“乱国”、“暴王”进行干预。
当时，宋国攻打杞国，狄人攻打邢国和卫国，齐桓公不愿出兵救援，反而耽于安乐，数十天不听政事。管仲批评他说，齐国周围战事不断，兵戈四起，已经危及齐国的安全。而桓公的话，各国没人肯听，这是齐国的悲哀。桓公于是毁掉乐器，决定以武力对外进行干预。
管仲的这种霸业思想，深深影响了齐国后世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就不是无原则地反对战争，认为战争如果是为了铲除邪恶、维护和平而攻占暴虐之国，不能算是侵略。
这种思想与管仲的王霸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而管仲更为关心的是自己的这种思想如何承继下去，成为齐国的立国方针。
管仲辅佐齐桓公40年，桓公对管仲可谓言听计从，尊之为“仲父”。用桓公自己的话说：“仲父命寡人东，寡人东；命寡人西，寡人西。”管仲病重，将不久于人世，桓公坐在管仲的病榻前，小心翼翼地问：“仲父病得太重了，百年之后，谁能接替您？”对于如此敏感的人事问题，管仲不好直接回答，于是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知臣莫如君。”巧妙地试探齐桓公的想法。
此时桓公正宠信三个人：一是杀了自己儿子让桓公品尝人肉滋味的易牙，一是抛弃家国和荣华富贵投奔桓公的卫国公子开方，一是自阉以亲近桓公的竖刁。桓公欲从三人中选一个新宰相，便问管仲：他们三个人怎么样？
管仲平时很瞧不起这三个小人，现在桓公要让他们继承管仲的地位，他自然感到非非同小可，便毫不含糊地说：“这几个人都是阴谋之徒，不可亲近。”
桓公所提的人选三次被管仲否决，以为管仲想推荐鲍叔牙为相，便说：“鲍叔牙如何？”
不料管仲说：“鲍叔牙是个君子，但是不能治理齐国这样的一个大国。治理国家需要的是能力和策略，而不是高洁的情操。”
最后，管仲推荐隰朋为相。
管仲病榻论相，可谓其从政生涯的绝唱。首先，管仲否定了易牙等三人，看似武断，其实大有道理。试想，一个连自己的儿子、亲人甚至自己都不爱的人，能去忠于你齐桓公吗？观察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若是违背了人之常情，那么他非傻即愚，要不就是抱有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这倒是很值得玩味的知人一法。
之后，管仲以鲍叔牙是非分明、是个“君子”为由，认为他不适合做一国之相。而举荐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隰朋。此中含有深意。作为一国之相，最重要的是要有度量，知道轻重缓急，善于调和各种矛盾，必要时还要懂得妥协。所以，管仲不同意刚正不阿的鲍叔牙做相国。这既是为了国家利益，也是为鲍叔牙着想。可惜的是，齐桓公最后还是没有接受管仲的意见于是在管仲死后，易牙等三人得到重用，最后齐桓公就死在这三个奸臣手中，齐国来之不易的霸业，也几乎摇摇欲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