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章第一手

当桑哥赶到皇宫时,他发现以前闭门思过的安童竟然也在这里,这让他微微一怔。

在参拜完大汗后,他立刻就又向安童一合十,恭声言道:“小僧见过丞相。”

安童只微微颔了一下首,并没有言语,但桑哥的神态上却始终保持着恭谨。

以桑哥之强横,除了帝国的大汗,北元官员中真正令他忌惮的,过去只有两人:一个是真金,另一人则是安童。因为他也很清楚,安童虽然在身份和地位上不比真金,但他的身后同样有着蒙古重臣和儒门双重势力的支撑,更何况他还属于皇亲贵戚。

他通过卢世荣之事还知道,安童当初本不愿意为相,可大汗根本不管,仍然让他坐在这个位子上,由此可以看出大汗对他的看重。这就让他于安童面前,无论是态度、还是行为上,均十分小心。

而安童原先对桑哥并不算太了解,他第一次为相时,桑哥不过就是当时胆巴国师的弟子,并不显露头角。另外,由于被扣押,他实际上又离开了朝廷很多年,所以,后面朝中发生的事、以及涉及到的人,他也不可能全知道。

安童注意到桑哥主要是因卢世荣,卢世荣能入朝为官,桑哥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朝中很多人都知道的。

安童对卢世荣的态度,从开始的“有点道理”到最后的反对,自然有对卢世荣起用阿合马党羽的反感,而更多的,则是来自于儒臣的观点。

因为在“有见识”的儒臣眼中,卢世荣的“不取之于民,而为朝廷增收”论调,简直与当年王安石的“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一模一样。但这种观点却被儒臣们嗤之以鼻。

同样是在当年,司马光当着王安石的面,就已表达了儒生们的看法。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从真金对卢世荣的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儒臣的“与民争利”观念对他所造成的影响。

所以,无论是真金,还是安童,均在事实上接受了卢世荣是“祸国殃民、紊乱朝政之辈”的认识。

卢世荣是桑哥介绍来的,只要稍加了解就不难知道,他这个人同样喜欢“逐利”。安童自然就对他不喜,而且还很有警觉。

圣人有云:道不同则不相为谋。安童必然会与这样的人拉开距离。

这俩人见面后的表现,其实很简单,一个有些冷、一个表现的热,总之,别扭。

可忽必烈却渀佛对此视而不见,他舀起一份奏章言道:“今日找二位爱卿前来,朕要讲的是关于中书之事。”

由于内心里有急迫感,忽必烈在平叛之前,实际上已全面着手整顿朝廷的财政管理,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朝廷体制进行了大的改动。

以老忽的这一把年纪,叶李当初所提之策背后的原因,他是绝对明白的。但为了达到强化朝廷财政管理的目的,他没有顾忌,却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

也就是将各地达到行省、以及朝廷的六部归尚书省管辖,桑哥更被他任命为朝廷的平章政事。

而桑哥上任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大汗御驾亲征前,请旨“检核中书省钱粮之事”。

桑哥如此行径,一是有卢世荣和叶李的看法在先;二是他充分汲取了卢世荣过于缓慢的教训,务求尽可能的早见成效,以堵住众人的嘴。可他更知道,他需要先在朝廷的众人面前立威。

忽必烈听了他的请求,先大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随即言道:“此事汝固当放手为之。”

如果桑哥先搬出其它举措,也许老忽还需要考虑一下,但对于这个请求,他实在是太明白其背后的用意了。因为你无论是讲“检核”,还是所谓的“理算”,它们在这位老人的心目中,不过就是另外两个字,“钩考”。

“钩考局事件”在他的一生中,是如此的重要,就如同岩石上留下的一个深深印记,随着岁月的风化,即使它变淡了,依然有着清晰的痕迹。

真正云消雾散的,是他当年的怨恨,因为在他登上帝国的顶峰之后,他已经、或者说早就清醒地认识到,仅从做法的本身讲,这并非没有必要。

更何况这个老人以七十多岁的高龄亲临前方平叛之前,如此授权给桑哥,实际上也是他太需要有人来帮他解决帝国的一些问题。

得到了授权的桑哥,的确没让老忽失望,很快就表现出了他的魄力和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世上有一类人常会令有些人不安,那就是做事认真的人;而他们中间最令人可怕的,是既较真、而又真有本事之人。

桑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圣僧”在校检了中书省过去经手的钱粮之后,结果被他查出在帐目上“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

所谓的“昏钞”,就是我们后世所讲的残损纸币。按朝廷的惯例,一旦发现,它要在官员的监督之下,予以销毁,然后以新代旧。元代为这个“昏钞”曾定有二十五种样式。

桑哥发现的问题、以及所涉及的数额,其实在朝廷的钱粮往来中,只能称之为微不足道。但能从中书省所经手的繁杂项目中找出来,这足已证明了他的认真。

中书省的官员、同样为平章政事的麦术丁,震惊于桑哥的细致,立刻就承认了自己的过失。但另一位参政杨居宽则辩称:他负责的是官员选拔,钱粮之事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这就捅了马蜂窝。

以桑哥之横,当年朝廷的重臣、西域之人和礼霍孙他都敢拉过来殴打,你一个汉人他又岂会客气?再加上手中又握有忽必烈授予的大权,他当场“令左右拳其面,因问曰:‘既典选事,果无黜陟失当者乎?’”

桑哥不仅直接让手下练了拳击,而且就像他以前做事的路子,边“拳击”还边教训杨居宽:“既然你管的是选官,难道就没有官员选拔不当的过失吗?”

打人之后,这不算完,他又直接派人将此事的前前后后全报给了这时候仍在在前方的大汗。而忽必烈给他的回复则是:“彻查。”

老忽自卢世荣的事情后,其实早就对中书省的官员不满,现在有了这个由头,他一回到大都,立刻就召来了安童和桑哥。

他的眼中露出了寒意:“既然中书之人敢于欺朕在前,朕就不能不严惩。但朕命你们一起去再度审讯,务必给朕查实,莫让此等狡诈之徒,以后再以受胁被诬为辞。”

桑哥心中暗喜,他立刻回道:“臣遵旨。”

安童则内心里剧震,他明白,朝廷中又将有一场风暴了。

“臣身为丞相,中书之事,罪责不免,请大汗予以责罚。”

忽必烈却冷冷地说道:“丞相前段时间在闭门思过,怕是也没必要事事均往自己身上揽吧?”

安童身子一颤,他知道他的大汗仍然记着“往事”。

他的身子深深地躬了下去:“臣实有过,内心难以自安。”

帝国大汗的声音愈加森冷:“丞相莫非想要朕改旨?”

安童拜倒:“臣不敢。”

当桑哥离开皇宫之时,他的内心颇有点失望,因为中书省出了事,身为丞相的安童在事实上是脱不了干系的。在他看来,这也许是打击这个自己非常忌惮之人的最好时机。他首先从中书下手,立威是其一,但看看能不能再度找到安童的过失,以求最终搬掉这个自己最大的威胁,也是其目的。

但忽必烈是不会如他所想的,因为此时的他不仅要考虑到朝廷架构大致的稳定,同时在平定乃颜的叛乱后,还需要有人出面代表朝廷来安抚辽东等地的诸王。而放眼朝廷,此时最适合担当此任的,只有安童,这就是他把闭门思过的安童再度召出的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说,平叛之后的草原诸部落均有些不安,如果他此刻又将蒙古重臣安童也处置,这必将加剧草原上人心的动荡。所以老忽根本就没考虑过处理安童,相反,他还要对他委以一些安抚的重任。

但安童并不能理解帝国大汗的用意,因为忽必烈在朝廷实施的举措,也不能不让他有想法。

在元朝的体制中,名义上朝廷的最高行政长官是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但能担任的人极少,依《元史》所载,从忽必烈开始,只曾有三位皇子任过该职,真金就是其中之一。故此,朝廷真正的行政长官是左、右丞相。而蒙古的习俗崇右,右丞相地位实际在左丞相之上。丞相之下是平章政事,它也算是丞相的副手,再下面,就是左、右丞。

当年安童就被忽必烈任命为右丞相,卢世荣为右丞。

现在,桑哥直接就被大汗任命为平章政事,这实际上已经反映了他对桑哥的重视。

在安童看来,桑哥的任命、尚书省的恢复,以及它的权力强化,显然都是为了架空自己,那么,自己还不如主动让位,更何况自己与大汗已经有了隔阂。所以在桑哥走后,他再度提出了辞去相位的请求。

“臣尸位素餐,实无德无才居此相位,恳请大汗许臣让贤。”

也只有在仅为他们两人的情况下,老忽无论是语调、还是脸色,才变得有些柔和。他听了安童的请求后,淡淡地说道:“安童,朕既没准备舀掉你的丞相,也不会做此打算,此事休要再提。”

忽必烈是从整个朝廷的角度来考虑事情的,但从某种角度上说,这却也是对安童的一种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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