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五十八章 侦探鼻祖

哥伦比亚大学不仅有经济学家克拉克,还有心理学家杜威。

此前李谕委托过他研究智商测试,杜威已经有了初步结果。

李谕稍微一看就知道是二十世纪初典型的适龄儿童智力测试。

所谓“智商”,里面的“商”字代表的就是除法,最初智商是这么算的:

心理年龄/生理年龄x100

比如一个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相同的普通儿童,其智商值就是100。

若一位8岁儿童表现出10岁能力水平,那么这个儿童的智商值就是125。

很明显这种测试方式只能针对儿童。如果一个60岁的人表现出30岁的能力水平,你总不能说他智商低,只有50吧?这显然不合理。

美国政府对心理学家们搞的智商测验也比较感兴趣,因为心理学家还提出了“低能是犯罪诱因”的学说,他们准备在军队招募和学校选拔中引入智商测试。

但怎么说呢,智商测试几乎无法做到客观。

一战时期,美国军队征兵使用智商测试,发现一半的人不合格。

而且此前提过,智商测试很容易带来可怕的“优生学”,美国与德国此后对大量“低智商者”进行了残忍的灭绝政策。

这东西很难控制,一旦用歪,到了居心叵测的人手中,就会变成屠刀。

而且根据博弈论模型,不管什么时代、代价多惨重,必然都会存在想要让世界大乱的不安分者。

李谕只准备用来简单证明中国人的智力水平很高,绝不会拿来广泛测试,——民国时期也没有广泛智力测试的闲钱。

杜威搞的测试题目千奇百怪,对于受过教育的成年人来说很简单,主要面向6-14岁青少年,对李谕来说足够。

证明中国人智商不低,顺便提升民族自信心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李谕对中国以及整个东亚民族的智商水平还是很有信心的,这是后世无数次验证过的。

当然了,智商这个概念到了二十一世纪已经慢慢被淡化,毕竟一来它太难准确量化;二来容易引起歧视。

更关键的是智商并非成功的唯一衡量指标。

与杜威的交谈中,李谕发现这位美国哲学扛把子对中国格外关注,于是问道:“杜威教授也想去趟中国?”

杜威说:“是的,一个从帝制走出来的新生共和国太令人心生好奇了。另外,我的一位中国学生无形中对我产生了影响。”

李谕立刻猜到是谁:“蒋梦麟?”

杜威点头说:“蒋是个聪明的学生。我更好奇的是,无论美国大学如何挽留,这些留学生都要执意回国。

“我曾问他,纽约难道不好嘛?

“蒋说,纽约是他见过最繁华的地方。

“然后我又问,那你想一直留下吗?

“蒋却说,他必然要回去。

“我问他为什么。

“蒋告诉我,因为一走进纽约,就等于离开了美国。”

李谕琢磨了一下最后一句话,笑道:“果然都是研究哲学的。”

杜威把蒋梦麟叫到了办公室,李谕甚至没有一眼认出他。

一番介绍后,李谕才说:“恍惚间距离上次见面已经六七年,剪了辫子穿上西装,简直判若两人。”

蒋梦麟说:“我的辫子是上船前剪掉的,扔到了大海里,让它随波逐流而去。而且几年下来,我确实感觉自己变了个人。”

李谕说:“教育对人的作用就在这。”

蒋梦麟又说:“我还有个奇怪感觉,以前文章上都说美国这个共和体制的国家自由,但我感觉正好相反。”

李谕问道:“为什么这么说?”

蒋梦麟道:“或许是我们在国内时,天高皇帝远,一向很少感受权力制约。而在美国,我刚下轮船,就遇到了移民局官员和许多警察。”

李谕惊讶道:“你的观察力好敏锐,竟然能从细枝末节的地方参透问题本质,学哲学和教育学太适合你了。”

蒋梦麟说:“只是个连我自己都感觉莫名其妙的想法罢了。”

杜威说:“这位蒋同学的想法还有好多,有时我也无法解答。”

李谕说:“杜威教授更应去中国看看,中国现在虽然科学不算发达,但哲学层面绝不会让你失望。”

蒋梦麟也说:“没错,教授,您的实用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非常契合,中国人最讲究实用。中国人拜佛讲究先有用再拜;欧美人则是先祈祷才企盼神的庇佑,完全相反的思维方式。”

杜威沉思道:“中国确实值得我去。”

他们今天还有课程,李谕先行告退,接着来到纽约唐人街。

司徒美堂正在安排新一波的人员招募。

“工厂加了这么多订单,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司徒美堂问道。

“或许吧,科技爆炸,人也跟着膨胀。”李谕说。

现在整个欧洲上层都剑拔弩张,每个国家对战争都表现出近乎渴望的态度,尤其法国。

法国作为欧洲大国,他一动手干德国,盟友俄国必然动手一起掐德国佬;

俄国一动手,英国绝不可能看着。

剩下那些欧洲国家就不用说,利益都互相纠缠着。

司徒美堂说:“洋人的事咱说不清,不过现在越来越多华工进入工厂,对整个华埠都是好事,疏才兄弟给的薪水放在整个纽约都是上游。”

“大家都不容易,能帮就帮,雇佣美国人也是雇佣,还不如雇佣自己人,”李谕说,“雇佣自己人以后还可以填充国内熟练技术工人空缺,这叫师夷长技以助己。”

司徒美堂道:“疏才兄弟还是要考虑下人员分配,美国人也得招募,毕竟厂子在这。”

李谕说:“特斯拉和大卫·别克他们肯定有分寸。”

司徒美堂忙完手头的活,对李谕道:“走,简单吃个饭。”

唐人街的整体状况稍稍有所改善,华人虽然辛苦,但大都非常勤劳,即便没有很富裕的,也没几个穷到乞讨。

——这时候要能乞讨到老美这儿,绝对称得上丐帮九袋长老。

李谕发现华人街还有算命的,一些美国人也会好奇地和算命先生聊两句,不过这个算命先生好像英文不是很过关,也可能是算命术语不太容易用英文表达。

他用非常直白的英文对一个白人说:“好运道,马上就要发大财!”

白人当作吉利话。

接着一个黑人也来算命,然后算命先生立刻重复了刚才一模一样的话:“好运道,马上就要发大财!”

黑人很高兴,没想到算命先生突然指着刚才的白人,加了一句:“马上不再黑,就像他……”

老黑气得直接要掀桌子。

李谕笑道:“洋人在我们国家传教很难,我们在这边想推广周易算卦貌似也不容易。”

司徒美堂说:“洋人可不会明白周易,他们连五行都还弄不懂。”

司徒美堂带李谕在一家餐馆落座,向服务员说:“两份餐。”

服务员很快给李谕和司徒美堂各端上一份汤、一份红烧牛肉、一块苹果饼还有一杯咖啡。

司徒美堂掏出50美分递给服务员:“剩下10美分是小费。”

李谕拿起筷子说:“这份餐食颇有东西合璧的意思,味道也不错。”

司徒美堂说:“店老板李老头的儿子上个月刚刚死在巴拿马,我们平时能照顾他的生意就多照顾。”

李谕问道:“巴拿马运河?”

“还能是啥,”司徒美堂叹道,“李老头的儿子干了两年多,钱虽然寄回一些,人却突然没了。”

巴拿马运河前前后后修了几十年,其间死了两三万工人,包含数千名华工。

李谕想起死在美国太平洋铁路修建时的华工,无奈道:“真是拿人命填出来的运河!可惜这些人死了也没多少赔偿金。”

司徒美堂说:“好在这条运河听说终于快要建好,不用再派工人去那个可怕的地方。”

这时的巴拿马热带雨林遍布,在里面的工地干活、居住,真心宛如人间地狱。

——

在美国的最后几天,李谕主要是各种收钱,——专利费和版税。

这些钱与公司业务不相干,直接打到了李谕账户,又是一百多万美元。

欧洲那边也不会少,差不多是对等的数字。

这些收入太够李谕花了,所以才大手大脚把工业上赚的钱投到教育及扶持民族企业上。

安排妥当后,李谕登上了前往欧洲的轮船。航程五天,专门买了几本消遣娱乐的在船上看。

以前坐船挺兴奋,现在坐多了,感觉还是在甲板上晒太阳看书比较惬意。

这天,李谕正愉快地看一本侦探时,旁边突然有人倒地咳血不止。

几名船医过来检查后,惊恐道:“是肺结核!”

旁边的人连忙闪开。

船医几乎束手无策,乘客也自觉远离发病患者。

人群中一个50岁左右的医生说:“快把他带到单独房间,不要再去餐厅用餐。”

船医手忙脚乱操作完后,那名50岁的医生才准备转身离开,他发现了毫不慌张的李谕,惊讶道:“先生,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

李谕当然不能说自己刚出生就打了专门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只能搪塞道:“不见得一定被传染上。”

医生又看到李谕阅读的书,说道:“这是我写的。”

李谕低头看了眼书名:《福尔摩斯探案集》,然后抬头问道:“您是柯南·道尔先生?”

柯南·道尔回道:“正是。”

李谕起身道:“幸会幸会,在下李谕。”

“神秘的东方科学巨子、创造了星战世界的李谕!?”柯南·道尔再次惊讶道。

李谕笑道:“正是。”

柯南·道尔说:“我们去那边坐。”

他似乎还是有点惧怕结核分枝杆菌。

李谕问道:“看装束,道尔先生还是一名医生?”

柯南·道尔说:“我干医生这一行已经几十年,但面对可怕的结核病依旧毫无办法。三十年前科赫先生已经发现结核分枝杆菌,医学界仍旧无能为力。找到治疗它的药物,比找到命案中的凶手还要难上一百倍。”

柯南·道尔与结核病其实挺有渊源。

作为人类顶级传染病,肺结核号称白色瘟疫,即便二十一世纪,仍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类感染,打到惊人的20亿。

但后世早就有了治疗办法,二十世纪初得了肺结核可是绝症,即便青霉素问世也无能为力。

德国天才微生物学家科赫于1882年发现了结核分枝杆菌。

科技同样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竞争的重要手段,德国非常希望科赫可以压过法国的巴斯德一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找到治疗结核病的方法,所以德国政府给了科赫很大的科研压力。

于是1890年时,科赫在世界医学大会上表示自己发现了一种叫做结核菌素的东西,似乎有一定成效。

科赫的表述很委婉,但全世界结核患者都沸腾了,以为自己有救了,紧接着各种荣誉铺天盖地袭向科赫。

但一名英国的乡村医生柯南·道尔却感觉不对劲,他专门进行了调查,发现这种东西根本没有疗效,并发表文章说明。

事实证明,柯南·道尔是对的。

很快,与巴斯德一同位居微生物学双神位置的科赫陨落神坛。

成为他一生的污点。

李谕说:“从中国去往旧金山的船上,我刚读了几本大仲马与小仲马的书,一百年前的欧洲人似乎把得结核病作为一种优雅。”

柯南·道尔说:“真是一段令人羞耻的往事。”

十九世纪的欧洲贵族,都以得结核病为荣。

当时欧洲浪漫主义兴起,人们对美迸发了极度追求,——许多反映十九世纪欧洲历史的电视剧有所展示。

那时欧洲贵族浓妆艳抹,为了惨白的脸色,不惜涂抹大量铅粉。

总之为了美,一切都可以牺牲。

而最令人震撼的美,他们认为是美丽的死亡。

大仲马是肺结核的忠实粉丝,他直言道:“患肺结核在1823年是一种时髦”,“最理想的生命终结方式是每次感情激动后咳血,而且死于30岁之前”!

肺结核患者一般身形瘦削,四肢无力,面色苍白,而低烧又为肺结核患者的脸上增添了红晕。

这种病态美完全长在了欧洲贵族的审美上。

——难以理解。

李谕说:“小仲马的《茶花女》中有对患有结核病的玛格丽特极尽溢美之辞。”

柯南·道尔说:“我有印象,他好像是这么写的,‘身材颀长,多少瘦了些,是前所未有的娇艳妩媚,就连面失血色的微微一笑,也让人内心狂跳’。”

李谕说:“在中国,四大名著中《红楼梦》的女主角林黛玉也患有结核病,但书中的描述要唯美一万倍。若是当时的欧洲贵族们可以看懂,恐怕对结核病更加趋之若鹜。”

柯南·道尔也算文学圈大佬,好奇道:“什么唯美的描述?”

李谕张了张嘴,却不知怎么开口,只好拿出纸笔:“我写给你看。”

“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

泪光点点,娇喘微微,

闲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

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也不是说小仲马文学水平差,问题不在他身上,谁叫文学表现力方面中文是碾压级的存在哪。

柯南道尔看不懂内容,只是说:“好漂亮的中国字!”

李谕穿越这么多年,闲着没事就练练字,毛笔字虽然还说不上多好,但起码达到了普通秀才的水准,也就是入门。

而且练毛笔字顺带着自己的硬笔书法也越来越好。

李谕说:“这首诗出自中国顶级文豪曹雪芹,描写的就是患有结核病的林黛玉。”

柯南·道尔说:“我不懂中文,可以翻译吗?”

李谕说:“中国古诗无法翻译,因为它凝聚了太多中国文化与艺术,精炼无比、意境深邃。”

柯南·道尔问道:“这张手稿可以送给我吗?”

李谕道:“当然可以。”

柯南·道尔仔细收起:“期待有看懂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