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四章：嵇康四

在嵇康死后，山涛没有辜负嵇康的重托，一直把嵇绍养大成才。山涛和王戎，在嵇康被杀害之后，对嵇绍一直都特别的照顾。他们尽到了朋友应尽的道义与责任，使得这个孤弱的孩子，即使失去了父亲，却还拥有他们慈父般的关怀与教导，不再那么无依无靠，这是成语“嵇绍不孤”的由来。十八年后，嵇绍也在山涛的大力举荐下，被晋武帝“发诏征之”，后来还成为晋朝的忠臣。

关于嵇康的卒年，《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载：“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按魏元帝景元凡四年（260年－263年），又《晋书·嵇康传》记康被诛时年四十，故《资治通鉴》将时间系于景元三年，即262年，文学史界订嵇康生卒年为223年－262年，当是依此而定。

但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还见到不同的记载，如干宝、孙盛、习凿齿等人皆云康于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被诛，裴氏认为他们的记载有误，故专门作了考辨。而《世说新语·任诞》云：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徐震堮在《世说新语校笺》云：“按《晋书·阮籍传》，籍以魏陈留王奂景元四年卒，年五十四，则其生当在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山涛传》言卒于晋武帝太康四年，年七十九，则当生于建安十年，长阮籍四岁。《嵇康传》但云死时年四十，不言死于何年，《通鉴》系其事于景元三年，则其生当在魏文帝黄初四年，盖小山涛十八岁，小阮籍十四岁，故云“少亚之”。按《通鉴》记嵇康事迹，主要依据《晋书》，但也利用了《三国志》，故抄录了其中“谯郡嵇康”至“尚奇任侠”一段，而《三国志》云康景元中坐事诛，故《通鉴》将其事系于景元三年，审矣。但《晋书》记嵇康事迹以及徐先生考嵇康生卒年，皆未利用《三国志》的材料，故有所失。中国台湾学者庄万寿则认为嵇康的卒年应为景元四年（263年）。即景元三年（262年）冬钟会虽任镇西将军，但仍有可能兼领司隶校尉，而伐蜀真正开始在景元四年，故嵇康被害的时间下限完全可能在景元四年。根据《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线索，山涛于景元二年除吏部郎，《绝交书》言“前年自河东还，闻……”，则绝交书当作于景元三年。《绝交书》言嵇绍“年八岁”，《晋书》载嵇绍“十岁而孤”，若持景元四年论，自作《绝交书》至嵇康被害间有一年以上，完全可以满足这个时间差，若持景元三年则嵇绍的年龄误差较大。

嵇康墓又称嵇中散墓，位于安徽省涡阳县石弓镇嵇山南麓（原属濉溪之临涣），为涡阳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元和郡县志》记载：临涣县有嵇山，在县西二十里。晋嵇康家于銍嵇山，因姓嵇氏。涡阳古属宿州，清嘉庆十年（1805年），宿州知州李清玉《重修嵇康墓》碑文中说：“宿州西百二十里有中散大夫嵇叔夜墓载在州乘。”其墓依山凿石而建，巨石封门，上覆山土，墓在山腹中，外表与山一体。现墓洞已被发现，但墓内被盗一空，只存空墓。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正始年间（240年—249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焦作修武县，可能为现今云台山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卫绍生在《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辨》（《中州学刊》，1999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竹林”应该在七贤的中心人物嵇康的寓居地山阳县。而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三篇“清谈误国”中认为，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所取为《论语》“作者人”（《宪问》）之数，意义与东汉末年“三君”、“八俊”等同。西晋末年，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么“竹林”。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一直受到人们的敬重。

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活动区域在当时的山阳县。《晋书·嵇康传》：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说他们“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但在当时年代不失为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他们的创作虽与建安文学有明显的不同，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但仍然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的。竹林七贤之名的由来，学界存在争议。东晋孙盛《魏氏春秋》文云：“（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