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重新洗牌 第一百零六章 举足轻重的朋友

印度的问题，归根结底是17亿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用某家西方电视台的报道来说：印度战争之前，印度的问题是几百个婆罗门贵族争夺利益而产生的问题一，而印度战争之后，印度的问题就17亿贫苦大众获得生存与发展机会的问题。

这句话从根本上反映出了印度的国情，也反映出了共和国面临的问题。

当初，裴承毅退出竞争总参谋长的行列，主动提出前往南亚战区司令部，就是因为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南亚战区司令部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需要一个非常了解当地局势的司令官。王元庆没有同意裴承毅的请求，把刚刚晋升为陆军少将的袁晨皓派了过去，也是因为袁晨皓全程参与了印度战争，是共和国军人中，除了裴承毅之外，最了解印度与南亚局势的将领。

虽然年轻了一点，但是袁晨皓在南亚战区司令部的表现可圈可点。

当然，裴承毅早就明白元首这么安排的用意。

从根本上讲，共和国在印度的处境比较尴尬。早在战争爆发前，王元庆就明确提到了战后问题，即如何解决战后的印度社会矛盾。正是如此，在制订战争计划的时候，裴承毅准确无误的抓住了重点，一再缩短战争进程，以便让王元庆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战后的印度社会问题。即便战争以对共和国最有利的形式结束，战后的善后工作仍然非常棘手，对共和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击败印度军队容易，可要改变印度人的思想观念却不容易。

从某种意义上讲，共和国要想击败印度，只能利用印度的内在矛盾，也就是用印度人对付印度人，在更深的层次上寻找突破口，而不仅仅是采取军事行动。这么看的话，第四次印度战争结束后，共和国的“印度攻略”就正式启动了。

最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共和国主动邀请印度成为“中国-南亚市场共同体”的观察国。

虽然提出这一设想的是赵润东，但是将其变成事实的则是王元庆。即在王元庆回到中央之后，也就是2022年底，由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之后，共和国当局才积极推动印度以观察国身份加入市场共同体。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不在少数，甚至连部分高层官员都认为王元庆此举形同玩火，向印度开放市场，帮助印度发展经济，简直就是与虎谋皮。虽然当时王元庆的主张很明确，即改善与印度的关系有三个目的，一是占领印度市场、二是利用印度的庞大劳动力，三是维护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三点都对共和国有好处，所以王元庆的主张得到了包括赵润东在内的大部分高层领导的认同与支持。加上当时共和国正在积极谋划日本，需要稳住印度，也就需要在经济上做文章。但是从事后的角度来看，王元庆此举的第四个目的更加重要，那就是以帮助印度发展经济为名，在印度培养一股新型势力，逐步引发与激化印度的社会矛盾，从而达到“以印制印”的目的。因为第四次印巴战争是在纪佑国执政时期进行的，“中国-南亚市场共同体”也是在纪佑国的全力支持下成立的，加上王元庆与纪佑国的特殊关系，所以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王元庆的对印战略很有可能是纪佑国一手策划的，甚至可以说，王元庆能在2022年回到中央，以国家副元首的身份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与正式实施纪佑国的对印战略有很大关系，要知道，在此之前赵润东并没在对印战略上采取得里措施。

由此可见，即便没有印度战争，印度也会衰落。

从国际角度看，印度战争是印度称霸南亚与印度洋、从而跻身世界列强的战略野心与共和国已经成为超级大国、力图控制东方世界的战略决策之间的矛盾；从国内角度看，印度战争是控制印度的利益集团、及婆罗门贵族为了追求最大利益与印度的民族精英、也就是在对外开放中逐步强大起来的民族资本家与民族企业家为了维护民族利益而形成的矛盾。只要认清了这两个问题，就知道该如何处理印度的国内矛盾了。

事实上，王元庆力排众议，没有肢解印度，就是为了利用印度的国内矛盾。

设想一下，如果按照普通人的想法，共和国在取得军事胜利之后，为了一劳永逸的消除印度的威胁，按照印度的民族组成结构，将印度肢解为数个、甚至数十的国家，即便印度斯坦族的人数较多，也可以分解为几个国家，或者按照王元庆对付印度的办法，在印度斯坦族的基础上成立一个较为松散的联邦制国家，共和国能够轻易的控制印度吗？

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

肢解印度不是难事，难的是，如何维护局面，也就是让新成立的国家生存下去？

别的不说，光是维护几个、乃至几十个新国家，共和国就得投入难以想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结果肯定是劳而无获。关键是如何牵制人口最多的印度斯坦族？虽然印度斯坦族只占印度总人口的40%多，连一半都不到，但是乘以印度的人口基数，那就是8亿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除了印度斯坦族，人口第二多的泰卢固族只有大约1.4亿人，而最想获得独立的阿萨姆族仅仅只有几千万人。也就是说，在17亿印度人中，印度斯坦族不但人口最多，而且没任何一个少数民族能够挑战其主导地位。如此一来，即便将印度肢解成了数个或者数十个国家，印度斯坦族也会想方设法的再次完成统一，甚至有可能利用统一战争，大量消灭其他少数民族，最终使印度斯坦族成为印度的“多数民族”。虽然陷入战乱的印度，不大可能对共和国构成威胁，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共和国要的不是一个战火不断的印度，而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印度，因为共和国发起印度战争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用印度的市场与劳动力解决共和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事实上，印度战争还没结束，共和国就遇到了相似的挑战。

战争后期，西方新闻媒体一再宣称共和国将肢解印度，并且借此机会吞并印度的部分地区，比如印度南端的喀拉拉邦，而美国与欧洲当局也一再表示，对共和国的战后政策感到高度担忧，希望共和国能够理智的解决印度问题。

种种因素都限制了共和国在印度的政策。

说简单点，如果共和国不能妥善解决印度问题，不但会遭到国际社会谴责、给西方国家可趁之机，还会陷入印度泥潭。

战争结束后，西方国家就采取了行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共和国施加压力。

可以说，裴承毅没能去成南亚战区司令部，与西方国家的干预行动有很大的关系。不管怎么说，正是裴承毅指挥共和国军队击败了印度，如果再让裴承毅去南亚战区司令部，负责印度的占领工作，肯定会给西方国家更多的借口。虽然袁晨皓也参与了印度战争，但是他的名声与威望均不如裴承毅，影响自然小得多。

当然，在印度的战后问题上，共和国早就有所准备。

从某种程度上讲，共和国扶持以苏沃斯为首的印度临时政府上台，已经用非常含蓄的方式宣布了对印政策。

如果完全站在共和国的立场上，苏沃斯肯定不是理想人选。

按照某西方通讯社的评价，苏沃斯是印度精英阶层的代表。

何谓“精英阶层”？用印度的标准衡量，所谓的“精英阶层”就是出身贫微，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胸怀大志、为民族与国家奋斗、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才。也就是说，衡量“精英阶层”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是否在为民族与国家奋斗。

毋庸置疑，苏沃斯却似乎是印度精英阶层的代表。

这一身份，决定了苏沃斯的政治倾向，即倒向共和国只是一时的权益之举。

换个角度看，王元庆敢于扶持苏沃斯，也是考虑长远。

因为苏沃斯在西方世界、特别是西方民众心目中的形象非常高大，多年前，甚至被某些西方新闻媒体当成反抗暴政的自由斗士进行宣传，所以由苏沃斯上台执政，印度临时政权更容易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同。当然，王元庆的主要目的肯定不是让苏沃斯去当挡箭牌，而是苏沃斯的政治主张正好符合共和国的根本利益。前面提到过，共和国发起印度战争的根本目的是要利用印度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因此需要帮助印度发展经济，需要将印度变成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更加需要让印度保持稳定。毫无疑问，这些需求与苏沃斯的政治理想基本上一致，或者说，苏沃斯要想实现政治理想，也得做好这几件事。因此在印度具有再次向共和国发起挑战的能力之前，苏沃斯绝对不会站到共和国的对立面上去。

关键就在这里，印度有机会再次挑战共和国吗？

毫无疑问，这种可能性是没有人可以否定的。从某种角度来讲，除非人类文明实现了大统一，不然印度迟早会成为共和国最强大的对手。问题是，短期之内，也就是二十到三十年之内，印度肯定不可能成为共和国的对手。别的不说，苏沃斯要想抓紧政权，铲除国内的反对派，也就是传统势力，就得花上一二十年的功夫，如果共和国在此期间做点手脚，恐怕苏沃斯这辈子就别想做其他事情了。对共和国来说，需要的也就是二十到三十年的时间，只要人口老龄化问题得到缓解，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不管印度变成什么样子，哪怕再来一次印度战争，共和国也不会受到多大影响。

由此可见，只要共和国自己不犯错，印度就永无出头之日。

正是如此，几个月前，也就是印度临时政府宣布将在2037年底之前解除管制状态，举行全民大选的时候，一些印度学者就提出了与共和国共同建立“三级世界”的想法。所谓的“三级世界”，即共和国为第一级，是整个世界格局中当之无愧的霸主，而印度、巴基斯坦等与共和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为第二级，能够从共和国的发展中获得最多的好处，并且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其他国家则为第三级，只能获得有限的好处，并且在经济发展中严重滞后。虽然这一言论多半有讨好占领军的嫌疑，但是这也反映出了印度社会的变化，即在大形式的影响下，部分印度人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追求霸权地位，而是希望通过与共和国全面合作，取得经济建设上的成就。当然，这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印度在取得经济建设成就之后会出现新的变化，再次谋求世界霸权，成为共和国的对手，可是在此之前，即便印度在极为贫困落后的时候，也没有出现类似的言论。

思想上的转变，是社会转变的直接信号。

可以说，王元庆在印度的战略布局中，最巧妙的一招就是让西方世界无从选择。

当印度的精英阶层，也就是最有活力，最希望印度发展壮大，贫民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与共和国合作，才能获得稳定发展的机会，西方国家就只能在其他阶层，也就是传统贵族与贫民的身上想办法了。受传统文化影响，印度的贫民阶层是没有什么好指望的。说简单点，印度的贫民阶层不会起来反抗婆罗门贵族，也就不会起来反抗新型的精英阶层。西方国家能够指望的，只有传统贵族，也就是婆罗门贵族。在大形式的影响下，印度的传统贵族很难在短期内获得执政权。不管怎么说，西方国家不可能公然违背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而在绝大部分印度选民将战败的责任归咎于之前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贵族时，能够在大选中胜出的只有精英阶层。更重要的是，战后重建属于恢复性增长，等于帮助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印度选民走出困境，从而最大限度的获得普通选民的支持。

事实上，在印度临时政府宣布按期举行大选后，就有人预测，大选不会有第二种结果。

当然，需要为大选奔波的不仅仅是印度临时政府。

按照袁晨皓所说，一年多下来，南亚战区司令部的主要工作就是确保粮食、衣物、药品等生活必须物资及时准确的发放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平民手中，并且在农忙时节，确保种子、化肥、农药、农具等等农业生产的物资、工具与器械能够合理分配，让需要劳动的印度人都获得劳动的机会。当然，即便在农闲的时候，战区司令部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修复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的交通基础设施。

虽然战区司令部不是行政管理部门，但是印度的战后重建工作很多都与军事有关，所以需要战区司令部参与。别的不说，按照占领军与印度当局达成的协议，印度举行了全民大选、正式政府成立后，占领军将帮助印度当局培养一支用来维护国内稳定的警察部队，随后逐步将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移交给警察，也就是说，占领军将逐步撤离印度各大城镇，为此就得为占领军挑选与建设永久性军事基地。暂且不说建设永久性军事基地的费用，光是选址问题就足够涉事多方扯上很长一段时间了。

用袁晨皓的话来说，南亚战区司令官就是个打杂的人。

按照他的口气，当初裴承毅没有去，才是真的拣了便宜。

虽然袁晨皓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但更多的是在安慰裴承毅，让裴承毅不要把没有当上南亚战区司令官的事情放在心头。事实上，裴承毅早就不在乎这件事了。再说了，袁晨皓在南亚战区司令部做的时期，他在10多年前，也就是半岛战争结束后，就在朝鲜做过，而且做得非常出色。如果说处理战争善后事务是对军人的锻炼，那么最需要这次锻炼机会的不是裴承毅，而是袁晨皓。

想明白这个道理，裴承毅更觉得没有什么好惋惜的。

印度，很重要，谁都没办法否认。

两百年前，印度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王冠上最璀璨的宝石，那么现在的印度就是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最坚固的基石。

正是如此，南亚战区司令官才显得举足轻重。

也正是如此，袁晨皓才有机会回国，参加由王元庆亲自主持的高层会议。

从某种程度上讲，袁晨皓的地位也得到了王元庆的承认。更重要的是，项铤辉让袁晨皓住到裴承毅家里，一是给两人叙旧的机会，二是明确无误的告诉袁晨皓，他能有今天与裴承毅有莫大的关系，今后他必须跟着裴承毅走。

毫无疑问，袁晨皓看出了总参谋长的用意。

裴承毅也不是笨蛋，在某种程度上，袁晨皓是他现在唯一能够相信、并且唯一能够依靠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