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文种

文种,字子禽,多数史料记载为春秋末期楚国首都郢(今湖北江陵附近)人,也有史料记载为鄞(今浙江鄞县)人。

文种生年不详,被越王勾践赐死于公元前472年。

一个仙逝两千多年的人物,至今还常被人提起——活在人们心里,这说明文种为人处事有独到之处,过人之处,超人之处,值得后人追思、效仿和借鉴——因此完全有必要把文种升华成一位可供顶礼膜拜的尊者形象——永恒的“神”。所谓“神”,就是值得敬仰的贤人之魂——精神人的最高者。

其实,文种早就被民间尊为“潮神”,只不过知名度没有他发现提携过的“财神”范蠡那么高罢了。史料记载,文种被尊为“潮神”是在伍子胥被称作“潮神”之后。情况大体是这样的:有大功于吴国的伍子胥在夫差十二年(公元前484年)被夫差用“属镂剑”赐死,裹上牛皮,投尸江中,漂流入海后,吴人敬其忠烈,尊为“潮神”,建庙立祠,开始祭祀。15年之后,有大功于越国的文种被勾践也用“属镂剑”赐死。伍子胥、文种两个忠臣能臣死于两个大王所赐的同一把“属镂剑”,令人感到气恼和不平。事实难以改变,只有把崇敬精神寄托于虚幻的天地自然。《吴越春秋》记载说,文种葬后一年,潮神伍子胥从海上过来,邀文种同去,游于江海,观察人世。举世闻名的钱塘江涌潮,就是伍子胥和文种两个巨人同时显灵。前潮是伍子胥,后潮是文种。两个潮神以翻江倒海的狂潮和震天撼地的声响提醒世人,江湖险恶,王者卑劣,时世艰难,要善于保护好自己,吸取他们没有及时抽身的教训。民间传说——草民口碑,是对历史人物的最高奖赏和最准确的评价。既然前人已经把文种和伍子胥并称为“潮神”,后人应该尊重和继承。

文种,被民间推崇——化身于自然“潮神”之前,一直屹立在国家社会政治潮头——堪称弄潮者。用“潮神”尊称文种,也是对他毕生主要经历特点的真实写照。现从以下六个方面略加阐述。

文种,志向远大,学识渊博。原在楚国首都郢为官,因不会溜须拍马,被发配到与秦国接壤的边陲宛邑(今南阳)。治理经年,颇有政绩,回郢无望,心有不甘,决定寻找志同道合之人,另辟“仕途”。如今大家熟知的“文种三请范蠡”故事,拙著《范蠡》(1996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2006年再版)已经写到,不再赘述。这里要说的是,文种和范蠡见面后,两个人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他俩一致认为楚国东有强吴,西有霸秦,东北有大齐,君主昏庸,佞臣得志,腥臊并用,芳香难近,人才流失,内政颓废,外交失策,江河日下,民怨升腾。“个人出路”在哪?又都谈到吴楚交恶,连年战争,伍子胥、伯嚭两个楚国能人和齐人孙武均在吴国效力,人才济济,难以跻身,不能去吴。越国地处东南一隅,偏僻弱小,几近荒蛮,招揽中原各国人才比较困难。若是去越,相信会得到重用,帮助越国振兴,打败吴国,有利于楚国。于是,二人决定离楚去越。此后的兴越灭吴实践证明,他俩人生选择的战略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公元前502年左右,文种和范蠡,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越国首都诸暨。文种因是楚国县令出身,马上就受到了越王重用。范蠡是草根,年轻稚嫩,不仅没有被青睐,还遭到颇有权势的大夫石买排斥。石买对越王允常说,范蠡一路走来,并没有“出售”给诸侯,“无因自致,殆非真贤”,唯大王察之。允常犹豫之时,文种为范蠡说情,对允常说,成大功者不拘于俗,论大道者不合于众。唯大王察之。允常听文种这么说,折中处理,给范蠡一个“调研员”的名分,让范蠡到越国各地进行考察,熟悉国情,了解民意,然后再适情安排。文种作为范蠡的引路人,不顾当朝重臣石买反对,不看越王颜色,站在历史发展趋势、君王用人之道、人才成长规律的政治高度上为范蠡讲话,站在大功、大道的理论高度上为范蠡说情,其识人眼光、说理层次令人敬佩。

公元前494年,“会稽大战”,越军溃败,五千弱兵,被吴军围困在会稽山顶,缺吃少喝。生死存亡危急关头,文种范蠡费尽口舌,说服想一拼了之的勾践忍辱求和。文种还深夜下山回到都城向王后禀报了战场情势、大王心态、准备议和、保存国体的打算,取得王后支持,筹办了白璧二十双,黄金千镒及美女的“重礼”后,连夜返回会稽山,亲赴山下太宰伯噽帐内跪而陈词,从“困兽犹斗”“鱼死网破”等利害关系上极力说服伯噽,通过伯噽瞒过主战的伍子胥说服吴王夫差,取得议和成功。在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战略上胜过吴国一筹。

勾践入吴为奴之前征求范蠡谁最合适“监国”时,范蠡回答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四封之外,敌国之制……兵胜于外……种亦不如蠡也”(《国语》)。他说治内不如文种,治外种不如他。文种在送别时,代表群臣,用老子“祸福转换”道理致辞安慰激励勾践曰:“皇天祐助,前沉后扬,祸为德根,忧为福堂,威人者灭,服从者昌,王虽淹滞,其后无殃,君臣生离,感动上皇,众夫哀悲,莫不感伤,臣请荐脯,行酒二觞!”勾践听罢,顿觉宽慰,慨然登船。文种作为“监国”——代行越王职责主持国政,权力达到人臣顶峰——也是风口浪尖之上,世人瞩目。他头脑清醒,坚守人臣本分,诚心尊重精心照料王室人员;他驾驭全局,团结同僚,竭尽全力,内修封疆,四野无弃土,三时有收成,庶民有饭吃;他时时宣扬大王入吴为奴是为了保存越国,教育百姓无忘大王恩惠,期盼大王如期归来;他不断安排大小船只向吴国君臣输送厚礼麻痹对方;他不时派遣信使向在姑苏被囚的勾践报告国内情况,鼓舞勾践战胜屈辱。文种“监国”三年,保持了越国稳定祥和,使敌手夫差对越国另眼相看,放松了警惕,特赦勾践。越国在国家命运大战略上又胜了吴国一着。

勾践回国后,范蠡被赋予建军治军司法等职责,文种被赋予治理内政等职责。两人同为勾践倚重的高级幕僚。范蠡提出卧薪尝胆、发愤图前、韬光养晦、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文种制订了“灭吴九术”(一说七术):一曰尊天地,事鬼神(坚定信念,求得保佑);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以丰厚的钱财布帛进献给吴王,以大量的珍宝讨好吴国大臣);三曰贵籴粟槁,以空其邦(用高价收购吴国的粮食柴草,以虚弱吴国实力);四曰遗之好美,以为劳其志(派遣美女入吴,以迷惑他们的心志,扰乱他们的计谋);五曰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尽其财,疲其力(派遣能工巧匠,帮助他们营建楼台宫室,以消耗财力人力);六曰遗其谀臣,使之易伐(派遣善于阿谀谄媚之徒吹捧吴人,使其变得骄傲自满目空一切,麻痹轻敌);七曰疆其谏臣,使之自杀(促使吴国掌管诤谏的官员态度倔强惹恼吴王,让忠心为国的大臣难以生存);八曰邦家富而备器(设法使越国富裕起来,招兵买马,打造利器,完善军队建设);九曰坚厉甲兵,以承其弊(储备军需,训练军队,耐心等待吴国出现败象,趁虚而入)。文种对勾践说,凡此九种方法,君主都要闭口不传于世人,时时加以盘算,日子久了,自能用之如神,以之来攻取天下都不难,何况目标只是一个吴国呢?勾践采纳了范蠡和文种的建言,君臣同心,实现了民富国强的兴国目标,最终打败了君臣勾心斗角、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军粮都难以为继的吴国。

随着兴越灭吴战略的有效推进,范蠡被勾践任命为相国(文官之首)、上将军(武将之帅),成了文种大夫的上级。范蠡没有以领导自居,大事总是找文种协商。文种作为年长者、范蠡的领路人,在范蠡的职级声望高于自己时,心悦诚服地为范蠡整军备战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在灭吴的关键之役,亲自带队到前线送去给养和兵器,协助范蠡作战。在夫差被困打算乞降时,文种采取“攻心术”——作书给夫差,指出夫差有六大过迫其自裁。文种写道:“吴有大过者六,戮忠臣伍子胥,大过一也;以直言杀公孙圣,大过二也;太宰谗佞,而听用之,大过三也;齐、晋无罪,数伐其国,大过四也;吴、越同壤而侵伐,大过五也;越亲戕吴之前王,不知报仇,而纵敌贻患,大过六也。有此六大过,欲免于亡,得乎?昔天以越赐吴,吴不肯受;今天以吴赐越,越其敢违天之命?”夫差得书,读至第六款大过,垂泪曰:“寡人不诛勾践,忘先王之仇,为不孝之子,此天之所以弃吴也!”随后自刎。

由上述可以看出,文种在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上,始终是审时度势站在潮头勇于担当立了大功的。诚然,文种在越国胜利后,没有听从范蠡的劝告,及时离开嫉贤妒功“可与共患难,不可共安乐”的长颈鸟喙勾践,以至于被听信谗言的勾践赐死,令人唏嘘和遗憾。但这不应影响到对政治家谋略家文种的总体评价。从另一个方面说,文种伏剑自割,对于后人如何处理君臣关系也有警示意义。

“潮神”文种,当之无愧!

文种,既是钱塘潮涌之神,也是国家历史潮涌之神。

据说,文种死后葬于越都西山,坟墓在卧龙山望海亭下。不知是否属实,不知坟墓是否还在。即便坟墓不存,也没有关系,那千年不息万年不竭的钱塘潮涌,就是对潮神文种的最好纪念。那滚滚而来接连耸起的波涛雪峰就是文种的忠魂。

两千多年来,钱塘江边,从民众自发到官办的“潮神祭祀”活动,因承载着崇敬先贤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望,已获得国家认可,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相信在规模越来越大的“潮神祭祀”中,潮神文种会和伍子胥一样得到隆重敬奉。“文种故里桥”的村民,是否也把“老村民”文种塑成潮神形象立在桥头供人瞻仰呢?

勾践在文种、范蠡等人的帮助下,成功击败吴国。勾践不仅成功创造了励志故事“卧薪尝胆”,也生动的诠释了“有难同当,有福独享”的意义。范蠡在协助勾践取得胜利后,深藏功名,逍遥于江湖;文种却惨遭身死,结局令人唏嘘。勾践为什么非要置文种于死地呢?

公元前494年,勾践在对吴作战中大败。看着烽烟过后的颓败,勾践觉得自己必死无疑。在范蠡的建议下,他派文种出使吴国,谋求生机。经过文种的一番努力,勾践得以保全性命。

勾践去到吴国的途中,觉得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文种得知后劝说到:“晋文公等人莫不是经历劫难才称霸称雄的。”之后,勾践在范蠡的陪同下来到吴国。此时的越国就交给了文种负责,他不负所托,与民休养生息,使得越国的国力得以恢复。

之后勾践如愿以偿的灭掉吴国,堪破局势的范蠡选择了不辞而别。离开之前,他告诫文种:和勾践同富贵难,文种却不以为意。他的执意留下,直接导致了最后被勾践赐死的结局。

用勾践自己的话说:“你为我献了三策就把吴国灭亡了,剩余的六策还在你心里。我想让你用剩下的计策,去帮助先王战胜之前的吴王。”由此得出,灭吴后,文种的才能深为勾践所忌讳。

而“敌国破,谋臣亡”,只是很小的一个影响。毕竟勾践才灭了一个吴国,要想称霸列国,人才是首要条件。忍辱负重的勾践不可能让优秀人才流失。

二人的分歧和灭吴后勾践的战略目标有很大的关系:勾践想要继续征伐,称霸列国;文种认为越国刚刚接手的吴国地盘给越国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需要休养生息。

此时有些飘飘然的勾践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抓住文种不上朝的把柄,言到:文种因赏罚不公,心生怨恨才不来上朝。随着二人矛盾的无限放大,文种被赐自尽。

吴楚战争中,越国首当其冲的成了楚国的助手。吴国灭亡后,楚国看着越国的坐大,必然会结束之前的友好关系,也就是面子上客气一下。但是勾践却没有看出楚国的“深情厚谊”,为了自己的称霸梦,向楚国借兵攻打晋国。

结果却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被楚国占去了大片土地。看着楚国的嚣张跋扈,勾践只能是忍一时风平浪静,听从文种的建议:割露山之阴五百里给楚国。割地事件后,勾践必会反复思量:文种是楚人。时间久了,加上佞臣的谄媚,难保勾践不会多心。

功成后的文种或许是贪恋权势,亦或是想要接着实现自己的报复。却忘了帝王心性的多疑善变,何况自己还是勾践耻辱的见证人。亦忘了近在眼前的伍子胥之死。

听到范蠡的劝诫时他也曾迟疑,最终却是义无反顾的留了下来。或许,他要为了自己的理想,放手一搏。

越王勾践杀文种(文少禽)的时候,对文种说,你告诉了我7种灭吴的办法啊,我只用了3种就把吴国灭了。剩下的4种办法一点作用都没有了。现在,你把这4种办法带到地下,帮助我爹打败夫差的爹吧。说完赐剑给文种,于是文种就自杀了。

这一件事其实是不太容易让人理解的。因为实际上文种并没有什么罪,勾践也找不出他的罪过,说的理由让人觉得荒唐不理解。

然而,更让人不理解的是,勾践让文种自杀,文种就自杀了,一点儿反抗都没有。那么,文种为什么一点儿也不反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回答,勾践杀文种,把范蠡吓跑,有什么恶劣的影响。

诚然,古代开国皇帝都忌惮功臣,想要杀掉功臣,免得功臣做大,威胁到自己的皇位。但是,越王当时只不过灭掉了吴国,距离称霸诸侯,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如果这时候就贸然杀掉功臣,后果是很严重的。为什么说后果很严重呢?

其一,自断臂膀。文种已经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宰相。当勾践与范蠡到吴国当奴隶服侍夫差的时候,是文种在越国境内,大力发展生产,凝聚民心,训练士卒。让越国虽然是战败国,依然精神不倒,具有极大的凝聚力。

要在打败吴国的基础上,还能称霸诸侯,文种这种宰相是必不可少的。勾践杀掉文种,完全是不断臂膀。

其二,阻绝人才。我们知道,人才在诸侯称霸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作用是非常大的。谁拥有更多的人才,谁的国力就会变得强大。越国在当时其实人才是很有限的,差不多也就只有文种、范蠡等少数几个。相对于其他诸侯国来说,人才还是显得很有限。对于越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大量招募人才。而勾践做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工作,不是大量招募人才,而是杀掉已有的人才。可以说,这完全是阻绝人才的输入。以后便再也没有什么人才愿意来越国了。

其三,价值紊乱。一般君王要杀功臣,都会找一个恰当的理由,比如指责功臣想造反,说功臣骄傲自负什么的。但是,勾践竟然找的是这样一个理由,差不多就相当于说,你立了大功,但是我要你死,你没有办法,就只能去死。这样做,可以说完全是引起价值观的紊乱。

一个国家如果由君王带头破坏价值观,这个国家向心力就失去了。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勾践之后,整个越国就迅速衰败,在国际舞台上再没有发生过什么作用,以至于最后被楚国灭掉。

那么,勾践为什么要做出无端杀掉文种这样的举动呢?

《史记》里,司马迁借范蠡的口,表达了他对这件事的评价:“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司马迁是从形象和性格上来解释文种被杀的原因。事实上,性格只是一方面的原因,勾践杀文种,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当勾践及范蠡到吴国给夫差当奴隶的时候,文种一直在国内经营。在这个过程中,是文种把整个国家给凝聚起来,文种已经成为了国家的象征。而另一方面,勾践在吴国给夫差当上马墩,亲口尝夫差的粪便来讨好夫差,可以说已经丢尽了越国的面子。以至于越国老百姓一想到文种,就是一种精神勃发的感觉。一想到勾践,就是屈辱难受的感觉。

也就是说,文种的威望越来越大,勾践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是分封制,君王和公卿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全看他们之间的影响力。如果影响力很高,就会受国民的拥戴,被封为君王。包括“三家分晋”等等,都是这样的结果。

可以说,文种的影响力,已经足以取代勾践而成为新的君王。

勾践想要除掉文种,但是,他想不出理由,因为文种没有犯过任何错误。没犯过错误,就找不到杀他的理由。

所以,才有勾践和文种的一番对话。实际上,这是勾践采用的一种特殊办法,让文种以为他的父亲允常“殉葬”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在当时,“殉葬”是极为普遍的。一个君王死后,一般都会找那种贤德的大臣,让他“殉葬”,目的是让他到地下后,继续辅佐君王。

既然“殉葬”是存在的,而文种作为一个贤德的大臣,勾践让他去为其父亲“殉葬”,文种就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了,所以才能自杀。